王志纲 | 大江大海四十年（收藏级长文）
本文根据王志纲先生在智纲智库 2019 草根大会上的演讲《大江大海四十年》整理而成。全文共22356个字，建议阅读时间35分钟。
从江河湖泊汇入大海，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与复兴。台前与幕后、江湖与庙堂、现象与本质、偶然与必然，共同交织成大江大海四十年中的一幕幕风云故事……
最后的江流
来自全国各地的智纲智库新朋老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！我的题目叫做“大江大海四十年”。题目的由来相当久远，1994 年，我应广东方面的邀请，拍摄一部电视专题片——《南方的河》，系统性地概览了珠三角的变迁和发展史，总结广东改革开放的十五年，给广东一个说法，给中国一个未来。拍摄期间，我带着团队在珠江上漂泊了两个多月，沿着珠江从西江到北江，最后穿过了富饶繁荣的珠江三角洲。
当有一天船到伶仃洋的时候，突然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，一种苍茫之感漠然而起。发轫于云贵高原乌蒙山系的珠江，流经六省，穿越五岭，经过沸腾的珠江三角洲，最终汇入南海，江流消逝了，它已经融入了大海的洪波之中。中华文明正如这珠江一般，正处在由江入海的关键节点上，而我们所面临的困惑、迷茫都来源于此。
回首整个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，基本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文明，只跟江河湖泊打交道，我们远离大海，恐惧大海。在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和语言体系中，海洋从来都不是一个重要元素，古人对大海的描写亦多依托于神话，曹操当年征服东北少数民族之际，有幸见到了秦皇岛一带的大海，并写下了《观沧海》这样的名篇，在当时绝对属于见过大海的稀少人物。
甚至在很多朝代，比如说明、清两朝，采取禁海政策，片板不得下海。中国少数的一些海洋民族，比如说广东人、福建人、温台人等，他们的性格比较剽悍，敢于冒险，他们的特点是亦商亦盗，和平时经商，禁海时就当“快乐的海盗”。但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数，千年已降，我们基本上没有脱离农耕文明，和海洋有关系的人，在朝廷眼里面都属于剿抚对象，或剿灭，或招安，但总归要切断你与海洋的联系。
经过了几千年的漫长农业社会，终于到了近现代，中国在列强们坚船利炮的残酷引导下，开始认识大海，融入大海。虽然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，但伴随着1978 年改革开放，市场经济的大潮再一次击溃了堤坝，江河终于跟大海汇聚到一起了。一旦中华民族从江河奔向大海的时候，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开始了。
今天再回头看，这四十年的经历简直是小说都编不出来，小说总要讲究个起承转合,发生什么故事、出现什么人物都有个铺垫，而在这大江大海的现实中，你完全不知道下一个浪头会把你冲向哪里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终于开始接触大海了，民营企业家们作为海的儿子，当大海汪洋恣肆之势已成，不管今天的困难多大，和昨天的铜墙铁壁比起来，根本算不了什么，而未来将会是一片海阔天空。
回顾大江大海四十年，不是为了忆苦思甜，而是要好好地回答一个问题：明天的中国怎么看？明天的企业怎么看？明天的我们怎么走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不是神仙皇帝，也不是算命先生，我只相信一个原则，以史为鉴，让历史告诉未来。
回首中国奇迹，我想最起码有三个视角值得关注：第一是中国四十年，其核心在于改革的力量，三个时代的治乱循环，为今日之中国打下牢固的基础；第二是中美四十年，其核心在于开放的力量，从换船、搭车再到并跑，中美关系成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，如今中美对峙的尖峰时刻已经来临，在遭遇困难的同时，危机也在时刻倒逼着改革；除此之外，还有第三种力量也让人为之动容，那就是草根四十年，其核心在于企业家群体的力量，四十年来中国真正地崛起了一大批草根，其代表就是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庞大企业家群体。
中国四十年
首先第一部分，我来讲讲中国四十年间治乱循环的密码。
邓公的遗产
去年年末，我写了一篇文章叫《邓公的遗产》，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的轰动。在当今这个纸媒死伤殆尽，视媒奄奄一息，自媒体狂飙突进的时代，所谓的舆论一致和权威口径已经寿终正寝，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点都极度碎片化。
这种轰动让我始料未及的同时，也不由让人想起了 20 年前那个倚马可待、青春作赋的记者时代。当时的云山珠水是最令人向往的热土，遍地是改变命运、发家致富的神话。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，我们这批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依旧家徒四壁，常年衣无领、裤无裆、光着屁股走四方。不过虽然清贫，我们依旧是满怀壮志的书写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1994 年离开新华社后，我一直从事战略咨询行业。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，从沿海、沿江、延边到沿线，我接触了成百上千的基层企业和区域政府，也与无数达官显贵、豪商巨贾打过交道。因此对民间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，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改变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
如今世事倥偬，二十年过去，我也从风华正茂的“记者王”变成了老王。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里，信息高度碎片化甚至粉尘化，人的记忆也沦为易碎品，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，都显得遥远而陌生。40 年前的那场变革的肇始，更是恍如隔世。而我有幸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亲历者、收益者、观察者，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，于情于理，都应该写些东西来纪念邓公，致敬这个伟大的时代，于是才有了《邓公》一文的由来。本来就是个人的纪念之作，所以文中也没什么大道理，更多是自身经历与思考的总结，用俗人的视角来讲一些朴素的规律。
没想到这篇“俗人俗事”的文章发出来后，引来反响无数：有党内的老同志托人捎来谢意，认为本文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；也有经年未见的老朋友特地打电话来说，看了这篇文章很感慨，想起了我们这代 50 后中国人波澜起伏的一生；有正值壮年的企业家，留言感恩这个龙蛇出没、英雄辈出的年代，成功者不必感谢谁的恩赐，失败了也无愧平生，这一切都肇始于邓公。
让我意外的是，本来和我们这代人没有任何共同话题的 80 后、90 后们，也因此文而产生了共鸣。他们从文中了解到这一切的来之不易：有人说，之前受极左思维影响甚深，对改革开放和小平常怀偏见，读完此文后，不由幡然悔悟；更有不少读者留言，在这个浅阅读时代，竟然能字句不差的读完一篇一万两千字的长文，甚至读到激动处泪流满面……
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，地位不论尊卑，学问不论高低，无数人都被这篇文章打动。究其原因，并非这篇小文的价值有多高，写的有多好，无非是大家都沐浴在邓公的遗产中，天同此道、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罢了。
那么小平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？我认为说到底就是尊重人性、尊重常识、顺应规律。说得再简单一点，就是不装逼、不拼命地强调意识形态，不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农民种地这是天经地义的常识，但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不相信农民会种地。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，种什么，不种什么由组织来定；工厂里生产什么、生产多少也由组织来定，生产、生活乃至生命，组织已经全部给你做好了选择。
小平的做法，无非就是给农民选择的自由，你想怎么生产就怎么生产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，你想白天看戏、晚上种地，这是你的自由。最后一下子解决困扰中国千百年的农民吃饭的问题，甚至还释放出了80%的剩余劳动力。
在政治上，小平同样给予宽容的氛围，极左年代所酿成的无数冤假错案，几百万右派，上亿受牵连的人都被所谓的阶级歧视、反动血统论所笼罩、欺辱、打压，邓小平上来以后给这批人以回归公民的政策，给予他们最基本的尊重。就这么一点把所有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全部焕发出来了，最终使整个中华民族，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，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村人，不管是政治贱民还是出身优越的人，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。像跑马拉松一样，能不能跑到第一、第二是你的事，但是起跑线总归是公平的。这是邓公给大家留下了最深刻的遗产。
小平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此。他根本不受教条的影响，不受意识形态的捆绑，他唯一的立场就是：别给我唱什么高调，别讲什么大道理。我是人民的儿子，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，中国不能被开除球籍，所以发展就是硬道理。
此言此行，体现出的是伟大的政治家风范。中国并不是必然会出现邓小平，他出现了，并且改变了中国，这是中国的幸运。也正是因为小平坚定不移的践行“发展就是硬道理”这个原则，才有了这四十年的经济奇迹。
但在肯定邓小平历史功绩的同时，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，一切的成就，都不是个人的力量，而是历史的力量，时代的力量。只有顺应这股力量的人，才能成为时代的领跑者。
我们讲邓公的遗产的时候，我就回头想，比任何伟大领袖还要伟大的，就是人性、常识和规律。当一个人所做出的决策是尊重人性的、尊重常识的，他自然就是顺应规律的。一旦顺应了规律，国家、民族不强盛都是不可能的。从 1977 年复出到 1993 年正式告别历史舞台，邓小平终于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使命，把灾难深重、极弱极贫的中国推上了坦途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几乎每一个人，成为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参与者和积极的推动者、创造者，我们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命运，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所谓的大江大海，到了邓公手上，中国终于有海了，铁板一块的体制内与生机勃勃的体制外并存，从这里来讲，我们非常感激邓公。
脆弱的繁荣
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。邓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，经济繁荣，技术进步，机会丛生，思潮涌动，人们得到实惠的同时，也带来了很多弊端，繁荣的背后潜藏着很多深层次的危机。
社会在丰富多彩、充满活力往前走的时候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肯定会出现超前或滞后等种种不适应，自然也会出现很多不符合逻辑、不符合常识的东西。
90 年代初，广东开始出现性服务行业。时任新华社记者的我想采访一下妓女，采访之前就犯了难，谁脸上也没写妓女两个字，那怎么知道采访谁呢？后来广州花园酒店的总经理亲自陪着我去“采风”，说那几个街头穿得比较入时的小姐可能就是。我问该怎么采访呢？他说：“这个要给小费的，我跟着你去吧。”就过去说，“小姐，咱们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？”那几个小姐坐下来，“啥事？你们是不是干那个的？”我忙说不是，但还是给了人家 100 块的小费，才开始聊天。后来这姑娘一句话把我震惊了，“一人脱裤，全家致富”，还有第二句话更绝：“裤带松一松，胜过一月工。你们嘲笑我当妓女，但这同样是劳动，而且我们背负着很沉重的压力，全家人在北方啼饥号寒，我打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我脱一次裤子就是一个月的工资，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？不止我们来，家乡还有不少姑娘跃跃欲试哩！”这个采访是我进行过比较困难的采访之一，采访省委书记都没这么难，很多话只能凭感觉诉诸笔端，根本不敢往深处想。
后来我把采访报告写出来以后，叫《开放门户的溃疡》，没想到总社不敢发，说这个发出去要引起人心浮动，如果姑娘们都这么干那怎么行？但这就是社会现实，最后好说歹说，把很多情节都砍掉发了出来，而且是用内参来发。没想到发出来后，最感兴趣的是全国各分社的记者朋友们，一个个和吃了药的西班牙公牛一样围着我，要我讲背后没有讲出来的故事，还给我送了一个伟大的绰号——红学家。我下海以后，很多老板说，看了这篇文章后都哈哈大笑，说“这王大记者完全就是门外汉啊”！这就是当时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。
从小平走了以后，到日后的近 20 年间，不止广东，整个中国的经济可以说继续繁荣昌盛，但也出现了很多荒诞不经、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，我把它总结为三个现象。
第一就是野心时代，那时的中国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野心时代，无数人在这场财富狂欢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饭。通过获得治外法权，或寻租设租，或垄断资源，或官商勾结，都找到了通往财富大门的密匙。 2007 年我和王健林在一起合作的时候，他才三百亿左右的身家，一顿晚宴上，他跟我淡淡的说了句，“志纲，用不了几年，我肯定会超过香港的李先生（李嘉诚）”勃勃的野心显露无疑，他也确实在 2016 年的时候得偿所愿。
还有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的杨国强老兄更不用说了，18 岁以前连鞋都没得穿，踩一脚牛粪、滚一身泥巴的赤脚农民，谁能想到他不仅成了地产界翻江倒海的大佬，甚至成了整个宇宙最大的房地产企业。我估计以后人类社会再不可能有超过碧桂园体量的房地产了，可谓是空前绝后。
他们的成功除了个人的努力与天资之外，有一大部分要归咎于这个野心时代，一个美国的纽约客专栏作家在中国潜伏了十年以后，写了一本书——《野心时代》，他发现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相比，这里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着更多人间戏剧。但可辨认的事实真相却不多，很多故事隐藏在重重帷幕之后，唯一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，“升起来的就是太阳”。这也是伴随经济狂飙突进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。
在野心时代里面又出现第二个问题，叫做沉船心态。几乎每个人的发财都有说不清楚的地方，越有钱越缺乏安全感，总觉得这艘船迟早会沉，所以很多人都在想有办法逃离沉船，而且很多人在逃离之前还忘不了揣一块船板跑，最后的结果只会加速船的沉没。
从 90 年代到 2012 年前后，整个中国基本上是处于这种世纪末心态。整个社会的腐败无以复加，基本上是把仕途当成发财的一种不二法门。我印象特别深是有个被双规的官员，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贪污，他抛出一句震惊世界的名言：“当官不发财，请我也不来”。他把窗户纸给捅破了，升官就等于发财，这种现象在南方尤其普遍。有一个官员下海前和我聊天，我就问他为什么要下海？他就说：“我这个书记一年应该挣 5 千万，最后我发现没挣到这么多，旁边很多人都发财了，所以我要下海。”
还有一个更绝的故事，一个镇委书记计划今年要挣 5 千万，最后到年底的时候还有 2 千万的缺口，他就着急了，马仔们出主意说：“令公子不是要结婚吗？本来定的明年娶，今年娶了不就把这亏空补齐了？”书记说这个好。最后就在一个足球场上举办盛大的结婚仪式，财政局长当司库，公安局长当保安，最后把英雄帖发给了镇上两三千家企业。每家企业拿到了请帖后都心知肚明，拿着小则一两万，多则五六万红包去赴宴，把钱一缴，扭头就走，最后一统计下来收到三千来万。没想到有好事者把全程录下来了，寄给了当时的省委书记，书记看了以后吓了一跳，都说把官当成生意来做，没想到还能这么做。
面对这样的世界，一边我们很愤怒，说社会烂掉了，痛斥腐败横行、道德沦丧，一边几乎所有的博士生、研究生都向往腐败，投奔腐败。当时的一张照片让我感到非常震撼，一个部门招公务员，只有三个名额，结果有上万人排队，都是年轻俊杰、高知识分子。我后来问过一些排队的人，为什么明知僧多粥少，你们还要去赶这碗汤。他们垂涎三尺地说:“太肥了，实在是太肥了！一年能签单的费用就有一两百万”。不仅是他，几乎所有有权在手的官员都是这样的，但所有人见怪不怪，习以为常。
这都是当时真实的故事，腐败和官商勾结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在这种背景下面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船要沉了，有的人捞一把算一把，有的人能逃就赶快逃，有的人当官不发财，请我也不来，有的人一边痛斥腐败，一边投奔腐败。所有的得意者都怀揣着世纪末心理，对未来持怀疑态度；所有的失意者都感到极度的失望，认为这个国家已经烂到根子里去了。中国能不能走向繁荣富强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，谁也不知道。这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终于在当今得到了基本解决，就是我说的第三个阶段——三个重建。
三个重建
从《邓公的遗产》、《脆弱的繁荣》、到《三个重建》，这三个小标题是我本人的三篇文章，描述和揭示的都是整个中国这40年所走过的路和其内在的逻辑。本届领导层履新不到一年，还没有完全展现出霹雳手段的时候，我就写了这篇文章——《三个重建即将改变中国》。
我当时在文中说到，中国要想继续走下去，要想长治久安、和平崛起，在这届领导人手中必须完成三个重建，不完成中国就没有未来，那就是制度重建、文化（道德）重建、生态重建。果然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后，用了七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这么一个过程。首先第一个制度重建，反腐倡廉，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，现在基本上达到了目的。
其中有个小插曲，五年前反腐倡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，美国的一个大学者福山访问中国，苏联崩溃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《文明的终结》。他说伴随苏联的解体，下一步的整个世界将会重新归于一体，美国将从此高枕无忧，再也没有竞争对手。
福山受邀到中国访问时，突然接到邀请，王岐山书记想见见他们几个学者。福山出来后有很多人打听，到底王书记跟你们谈了什么，他说王书记反复问他们一个问题：“你们是社会学家，我想问一下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哪一个医生自己患了阑尾炎，最后成功地给自己完成了手术？”这帮学者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说医生给别人治病是可以的，医生给自己动手术，据说世界上还没有。王书记笑了，又说到“你讲国家、法治、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，说明中国文化里有这个DNA”。其实王书记这几句话背后真是意味深长，自己给自己动外科手术，在人类历史上真是前所未有，但我们又不得不做，任务之重、挑战之艰巨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这些年以来，制度重建应该说初步达到了结果，国家的四梁八柱算是稳固住了，最起码让人们相信，我们是有自我净化、自我更新能力的。在此之外，文化重建、道德重建现在也开始了。刚才我讲的那些故事，我想在现实生活里面已经越来越难有天地了。
中国过去三十年，很多优秀的东西都丢掉了，道德、操守、文化、诚信，它使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经济动物，一切都是钱为大。从现在开始五到十年，最重要的肯定是“信用”。没有信用，在江湖上将寸步难行。文化重建的关键，就是要让全社会建立起明确的是非观。这不是空喊口号就能做到的，必须是乱世重典，甚至是矫枉不惜过正，要不然中国真的会出大问题。
还有生态重建。原来很多地方为了政绩杀鸡取卵，根本不把生态环境当一回事，经济发达的地方狂飙突进，经济落后的地方奋起直追，村村点火，户户冒烟。而且是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，只要业绩能上去，不管代价多大，再加上新官不理后事，各种重污染企业粉墨登场。这样肯定会出大问题，后来果然出现了一系列生态事件，这些年来，国家在治理环保问题上也下了大功夫，到去年下来，这个问题也基本上有个眉目了，如果再有三年下来，我相信这三个重建会基本完成，这对整个中国的意义堪称非同一般。
治乱循环
讲到此处，我不由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，中国文明五千年，有文字记载的可达三千年，就像《三国演义》所云：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三千年来任何朝代都逃不开一个治乱循环的过程，首先是大治，随之就是大治带来人心纷乱、社会糜烂，然后一乱就收，一收就死，一死就叫，一叫就放，一放就活，一活就乱，一乱又收……一代代的中国人就在治乱中往复循环。穿越这四十年的惊涛骇浪，我不由想起一个伟大的时代，这个时代奠定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，就是秦汉时代。
毛主席一直很推崇秦始皇，他曾写过一首诗：
劝君莫骂秦始皇，焚书之事待商量。
祖龙虽死魂犹在，孔丘名高实纰糠。
百代多行秦政治，十批不是好文章。
熟读唐人封建论，莫从子厚返文王。
在民族立足之基这个问题上，毛公看得极准。奠定了今天中华民族、中央集权和超稳定结构的基础其实就是秦汉帝国。秦始皇设立了中央集权、郡县制、统一了文字、统一了度量衡、统一了道路，这是他最大的功劳。但是由于他太仓促，也太冷峻，实行了非常残酷的统治手段，最后“戍卒叫,函谷举，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”。
秦亡之后，六国贵族趁机要退回分封制。得天下的刘邦也不得不妥协，除了同姓王（子孙当王），还封了很多异姓王，但分封制下，诸侯造反是躲不掉的。汉高祖和吕后算是携手把异姓王干掉了，但同姓王还在。到文景时代，轻徭薄赋、休养生息。50 年下来，国家经济繁荣、人民安康，在繁荣富强的时候，社会的腐败也出现了，这就是人性的特点，饱暖思淫欲、家贫起盗心。社会已经到了腐败糜烂的边缘，内有同姓王作乱，史称七王之乱；外有匈奴铁骑一次次地践踏中原。直到了汉武帝这个少年天子手里，终于放弃了所谓的黄老之道，内树权威，强化中央集权，外治边患，退匈奴于千里之外，勒石燕然，保证了边境的安全，使中华民族终于得以确立，最后延续了将近三千年。
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，从休养生息、尊重人性，到蓬勃发展、矛盾累积，最后到了后来铁腕治国，最终完成大国崛起的使命。种种故事，与当今何其相似也。
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很多人会感到不适应，尤其是知识分子会感受到强烈的钳制，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。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讲，我觉得大历史阶段的治乱循环、治乱平衡，在当下基本上是成功的，这里面应该给予很大的肯定。我们真正要做的，就是在这种治乱平衡中找到自己的舞台。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周期的话，这恐怕就是中国最大的周期罢！
对遭遇苦难、不公和挫折，感到无望而抱怨时代的朋友们，我也想送给你一句话：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“终点”的公平，但是邓公给了我们以“起点”上的公平，让我们去闯荡大江大海，帝王将相宁有种乎？治乱循环、周而复始，只要你不放弃，不埋怨、不颓丧，无论将来成败几何，老去的时候，你总归可以对自己说一句无愧平生，无愧时代了。
中美四十年
改革 40 年，讲的是中国治乱循环的历史纵坐标。但是今日之中国跟传统中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，今日之中国除了纵坐标外，还有横坐标，就是国际关系，而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，就是中美关系。
16 世纪已降，伴随着大航海时代，全球化的序幕逐渐拉开，文明在更加宏观的尺度上展开冲突、交流与合作，书写了一幅幅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。近二十年掀起的互联网浪潮，更是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生产、生活和生意形态，也给全球化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，时空的距离被迅速的拉近乃至抹平。
因此回顾中国走过的大江大海四十年，除了要读懂“中国的逻辑”外，还要读懂“世界的逻辑”，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，除了对内改革，也离不开对外开放。而对外开放的本质，其实就是对美开放。今天的中美终于在太平洋上遭遇，广阔的太平洋究竟能不能容得下两个大国？双方各执一词的背后，是深刻的文化差异。
自从1894年，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以来，对于 “老二”的警惕和打压是其处理国际关系的一贯准则。中美这对欢喜冤家，打打闹闹走过四十年后，终于在太平洋上遭遇，因此中美不斗是不可能的，但斗而不破将会是大概率的结果，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。这个判断就是基于对中美四十年来的回顾。我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，就是：换船、搭车和并跑。
换船时代
建国初期，我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，全面投身社会主义阵营，跟苏联绑到一起。后来即使中苏关系恶化，但我国的外交立场依然很坚定。直到中苏交恶晚期，我们才意识到这种“一边倒”，会使中国贻误重大的战略发展机遇，于是才有了我们日后所熟知的乒乓外交、基辛格访华等事件。但一直到 1978 年，中美关系还像地下情一样，偷偷摸摸，进展缓慢。
邓小平复出后，整个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线并行，而开放主要就是对美开放。小平访美、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等很多新闻事件早已披露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就讲个换船过程中的小故事吧。
我儿子曾经赴西方留学一段时间，7年前他回国做个小记者，没想到居然和一个同事搭伙跑到美国，采访到了中美建交时的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。访谈中布热津斯基透露了一些中美建交的内情，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上，布热津斯基身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，在中美磋商建交过程中所起作用甚至超过了国务卿万斯。
布热津斯基讲到，在一次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时，邓小平突然提了一个问题，中国能不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，而且希望能够得到马上的回答。代表团当即电话打到华盛顿白宫府邸，美国时值半夜，卡特正在睡觉，朦胧间以为出了什么大的事情，接起电话来，只听对方说：“我正在跟邓先生一起讨论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，中国能否向美国派遣留学生，想请总统定夺”。
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真是处在蜜月期，卡特总统的回答很简单：“是吗？当然可以，多多益善”。这三句话直接反应了美国的心态——自信、宽松、幽默。在卡特眼里，百废待兴的中国简直是小儿科，你愿意把人才输送给我，有多少要多少，你肯定颠覆不了我的政权，影响不了美国的发展，相反这批接受了西方思想熏陶的精英们，可能还能改变你政权的颜色，这就是美国人的思维。
对于中国来说，赴美留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事件，但在美国人看来就是小事一桩，甚至不用经过国会审议，大批中国留学生就开始奔赴美国。派遣留学生这件事上，国内也有无数人反对，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，花花世界，我们的精英送过去就回不来了。的确有很多人没有回来，但小平坚信，当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时候，他们终归会回来的。后来果然如此，留学生真正成了中国和世界联结的纽带。大批留学生的学成回国，迅速成为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生力军，在各行各业散发出勃勃生机。卡特与邓小平这两位领导人，在赴美留学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大度和远见，也让布热津斯基印象深刻。
中美建交前十年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事后来看，中国的这次换船，可以说非常成功，美国对中国基本不设防，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，留学、技术输出、产业转移、乃至很多军事资源的交换，中美之间都有非常便捷的通道，中国获得了改革开放的宝贵战略机遇期。对于美国来讲，中美破冰也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，中国的关键支持帮助美国打赢了冷战，使世界正式进入单极格局。这个阶段，我把它叫做换船时代。
在这个时代里，美国的强大和亲善使得几乎所有国人都对美国充满了玫瑰色的希冀，认为到美国去是彻底改变命运的不二法门。我印象特别深刻，1986 年我在广东新华社上班的时候，社里搞财务的广东小妹，成天无心工作，拿着磁带背英语。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嫁到美国去，一年以后这个姑娘真的成功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不仅中国在换船，中国人也在换船，很多聪明人判断到：中国是艘破舢板，而美国是艘超级邮轮，在有生之年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，因此改变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换船，换到美国这艘大船上去。有的人选择留学，有的人选择偷渡，有的人不惜以身相许，有的人不惜亡命天涯，千方百计以图换船。倏忽几十年过去，其中有太多的故事，很多人的命运在时代浪潮中颠沛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搭车时代
经过了十多年的换船时代，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，中美关系进入了搭车时代，这个阶段持续了接近二十年。这其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，就是我的老乡龙永图先生参与的入世谈判，而且一谈就是十多年。
世纪末那几年，中国的经济形势很严峻，内有国有企业全行业亏损，外有美国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讨论，那时中国对美出口额也就顶多百把亿美金左右，放到今天来看根本无关痛痒，但当时每次讨论就像一剑封喉一样，年年我们都在忐忑中煎熬。
到了1999年前后，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二十年，美国的对华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如果说之前是一味的开放和宽容，现在的合作和竞争基本上五五开了，但到此时为止，还把中国认为是可改造的伙伴。
彼时的中国内部，可以说从学术界到政界乃至人民全部充斥着悲观的情绪，不加入 WTO，经济举步维艰；加入 WTO，外资一拥而上，就像八国联军打义和团一样，中国肯定不堪一击。举个很形象的例子，中国就像一个板车，江泽民和朱镕基是两个车夫，江泽民在前面拖，朱镕基在后面推，往山上走，走到一半的时候精疲力竭，板车不停往后倒，搞不好他们两个人都掉到悬崖底下去了，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一台动力十足的美国快车从旁边驶过，恨不得搭把手拖过这个山头，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写照。
但是谈判不是那么好谈的，直到最后时刻，谁都不知道能不能谈成。困扰谈判的难题不仅仅是关税、贸易、开放这些概念，还有南联盟大使馆上空的阴云和美国隐约的戒心，中方已经做出了足够有诚意的退让，但美方态度异常坚决。在谈判最艰难的时刻，美方代表偷偷拨通了克林顿的电话，汇报道：“中方又做出了一些让步，但现在谈判局势又恶化了，美方是否也要做出相应的妥协，以便让谈判顺利完成。”克林顿很直截了当的拒绝：“不，你们已经竭尽所能了”。最后龙永图作不了主，直接给朱镕基汇报，朱镕基说他亲自来拍板。
我和龙永图先生很熟，也了解了一些当时谈判的内情。很多时候政治家思考问题的角度跟普通人的确不太一样，他们更多想的是，如果签了这个条约，涉不涉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定？涉不涉及到政党的合法性？如果没有问题，那就小道理服从大道理，总理当即拍板，签了！政治家算的往往是大帐，包括这次中美贸易谈判，最后肯定会签下来，不会称斤斤两两，最后就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入世了。
当我们都还沉浸在破釜沉舟的悲壮心态时，没有想到新的时代开始了。搭车时代最大的得益者当属民营企业，尤其是浙商，从 2001 年到 2011 年这 10 年，我眼看着广东和浙江民营经济倒过来，原来在此之前都是广东的民营经济往前走，浙江无足轻重，搞些鸡毛换糖的小买卖。
因为浙江人跟广东人不一样，广东人是坐商，坐地生财，浙江人是行商，走遍全中国、全世界，原来可能是弹棉花的、木匠、裁缝的浙江人，WTO 大门一打开以后，摇身一变都成了全球最发达的贸易先驱，最后也把浙江的经济推向了全世界。
奥巴马总统任期最后一年来中国参加 G20 峰会时，当看到中国呈现出的奢华、豪华和富饶，奥巴马非常难受，他始终想不通，40 年前的破落户，怎么能一下子崛起到这个地步？
但奥巴马和特朗普还有所不同，他更温和一些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你们中国搭便车的时间太长了，以后不能这样了。的确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基本上是搭便车的，所以在奥巴马任上，他想通过环太平洋协议来遏制中国，但是毕竟没有做到图穷匕首见，那个时候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终于到了欢喜冤家，开始吵架了，美国开始防范、遏制中国了，这也到了搭车时代的尾声，一位“让美国再度伟大”的总统即将粉末登场。
并跑时代
搭车过程完成以后，中国实现了两个突破，坐稳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江湖地位，除此之外，中国还有三个第一，世界制造业第一，世界出口第一，世界外汇储备第一。
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非常焦虑，人类历史上的超级国度，从古罗马、到古中国，再到近代史上千万级别的日不落帝国、亿万级别的美苏两极，从未有过一个冉冉升起的、十亿级的超级国度。
美国打倒了日本、打倒了苏联、打倒了中东、打服了欧盟，贸易战兵锋所指，各国无不臣服，所以特朗普才对贸易战这个武器充满自信。没想到一年下来，中国的确晃了晃，但远不至于倒下，因为当一个国家体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会形成质变，十几亿人的稳定市场和足以抵御绝大多数的外部风险。我有时候在想，如果我在美国做智库，一定会对中国问题感到非常头疼。
我曾经与美国一些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交流过，美国学界已经形成了共识，留给美国打压中国的战略窗口期已经不长了，有人说是五年，有人说是十年，但如果这几年没有把中国彻底打服，世界霸主就要换人了，所以遏制中国根本不是特朗普个人的举动，而是朝野上下的共识。
现在关于中美摩擦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韬光养晦，惹恼了美国。中国应该忍辱负重如何如何，其实说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，也是没有战略眼光的。过去的中国像个猴子一样，藏在树林里面，美国也不当你一回事，卡特总统听说你想派留学生，来多少要多少。今天的中国已经成长为了一头大象，还想躲在小树后头，藏得住吗？
当美国人把你当成最大的竞争对手时，碰撞是绝对不可避免的，这其中有美国自身的问题，以前宽松、幽默、自信、大气的美国，现在内部陷入严重的分裂和怀疑。而谨小慎微的中国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膨胀，也是脾气见长，展现出了一些和国力不太匹配的抱负，但这些都是表面问题。根本原因在于，美国不接受中国的崛起，理智上它认为尚有能力把中国打回原形，从感情上而言，宗教区别，种族区别，意识形态区别，也让美国有充分敌视中国的理由。
目前来看，中美之间存在一种长短相济的对峙，短期是贸易战，未来肯定还会有别的麻烦，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了，就像美国的一个著名政治评论家所说：“未来二十年，中美想要合作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火星人入侵地球”。从贸易之争，到产业之争，以及背后的科技之争，甚至是金融之争、话语权之争，地缘政治之争，可能都会在日后轮番上演，我们要做好长期竞争的准备。
中美对峙、尖峰时刻的到来，对于中国不见得是坏事。靠自己给自己做手术终归是不够的，国家要往前走，必须要靠危机，反复无常和横行霸道的特朗普，可以说是史上最大的倒逼家，最牙尖爪利的窥视者。看起来我们会吃亏，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，对中国绝对是利大于弊。
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，古埃及，古印度，古巴比伦，就是现在的两河流域，阿拉伯圣地。还有一个就是古中国。
三四千年下来，三大文明古国灰飞烟灭，今天在埃及可以看到巍峨的金字塔，金字塔里面埋的是当年的法老，但是今天生活的埃及人已经不是昨天的古埃及人了，法老的后裔已经消失在历史中，两河流域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天天打得你死我活，曾经辉煌的古巴比伦，今天也荡然无存。古印度也曾经有非常辉煌的文明，但是今天说的话不是昨天的话，今天传递的文字不是昨天的文字，今天的人种都不是昨天的人种。只有一个民族，一种文化流传下来、沉淀下来，就是中华民族、中国文化。
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延续，有很多种解释，但是最靠谱的两个东西，今天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。
第一个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所设立的郡县制、中央集权，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，中国谈不上稳定，中国控制不了这么庞大的体积，也就走不到今天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秦始皇和汉武帝构建了整个中国巍峨大厦的四梁八柱，这是它的政治基础。而且历史说明，只要中央一弱小，中国肯定陷入内乱，人民就遭殃，只要中央一强大，中国的稳定全球都没法撼动，我们可能在经济利益上会受点损失，在思想上可能会受到一点钳制，但是只要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稳定的，不发达都不可能。
这点上我还想再多讲两句，政治稳定的另一个表现维度，就是政策的稳定性，在中国，当政者最起码考虑的是十年五年，更有“两个一百年”这样的恢弘提法，小平也说过，初级阶段一百年不许变，这种长远的执政视角是中国特有制度和文化决定的。而特朗普所考虑的无非是一年半载，顶多是一届任期，这种选票政治看起来很民主，但实质上无非是讨好选民，以谋取连任，都是短期行为和刺激性行为。
如果只是美国国内的两党竞争，这种短期行为倒是无所谓，但是遇到中国这样十年、二十年的算账法，那就很麻烦了。中国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做法，美国眼前会得利，但是长线来看很麻烦的。
第二点，也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：小成功靠朋友，大成功靠敌人，包括我们在座的企业家，如果你只是靠朋友来帮衬做生意，是走不远的，你必须要有强大的对手，任正非为什么那么伟大？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，你的内存才能调动得起来。
而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，一旦国家稳定，经济繁荣，社会肯定靡烂。现在很多文人很怀念宋朝，清明上河图中展现的北宋生活，其富庶、国泰民安都是前所未有的，皇上是最大的书画家，西门大官人到现在还是男人的偶像。文明已经成熟到腐烂，这就是宋朝。所以最后宋朝不灭亡都不可能。明朝也是如此，到现在我们很推崇明朝的家具、建筑等，明朝在文化上也非常灿烂，但是灿烂过后就是糜烂。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次一次得手，最终明朝被女真所灭掉。
王朝更替看起来是野蛮践踏文明，落后驱逐先进，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说，外敌可是决定了整个中华民族长寿基因的重要因素，正是因为卧榻之旁有外敌环视，每当中华民族陷入沉睡，都会被外敌所唤醒，一次次唤醒使中国一次次强大，这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不倒的遗传密码。
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有一句名言:“中国其实不是一个国家，而是一种伪装成国家的文明。”这种文明能存在三千年，西安的羊肉泡馍自回乱后都传承了两三百年，而美国自 1776 年立国到现在也就 200 多年的历史，当这么一个浑身充满蛮力的文明面对一个几千年的长寿文明的时候，要想把中国吃掉、拿掉、替换掉是不可能的。通过2018年的剑拔弩张与试探，美国也发现双方撕破脸的代价是完全承受不起的，所以下一步的中美关系，肯定会比较困难，但是会形成一种恐怖平衡，双方会在妥协与斗争的过程中反复，但是我相信，时间是站在中国这边的。
草根四十年
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场千年未遇之变局的话，那么这场变局中最激动人心的现象，就是草根崛起。
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，中国为过去几代人，也将为未来几代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。这个沧海横流的年代充满着野心、欲望、混乱，但也会激发起参与者身上最澎湃的志向，最天才的创造力和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。而所有身处于中国并且为之努力的人们，他们改变了自身命运、家族命运的同时，也改变了国家的前途与未来，甚至改变了世界，他们的命运当中的某种深刻的必然性和规律，我将其称为：草根的宿命。
草根进化史
这张照片上的几个老板，大家应该都认识，马云、任正非不用多说，几位广东老板相对低调一些，分别是美的的创始人何享健、现在在座的陈凯旋先生，立白集团创始人，中国的日化大王、广东长隆集团的创始人苏志刚。
这些名满天下的商业英雄，昔日都是名副其实的草根，没有依仗，没有后台，没有背景，没有捷径，就靠自己的勤劳、智慧和勇敢，最后与时俱进，跨越了 40 年，终于成就了全球不可小看的超级企业。大江大海四十年当中的起落与转折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，他们的成功究竟有没有规律？他们的命运是否带有某种必然？我随便选一个人来讲讲，就讲讲苏志刚吧。
今天在座的特别是三四十岁的朋友，可能比我们更了解长隆。长隆屡屡被称作是东方迪士尼，虽然苏老板一直不喜欢这种说法吧（全场笑）！一到周末和节假日，珠三角的爹妈们就会破费几千块钱带着孩子到长隆去享受快乐，这个王国现在已经有三片领地，第一是广州长隆的野生动物园和欢乐世界，第二是珠海横琴的海洋动物园，第三是全球最大的野生动物园，不久后将会在清远出现。一无背景，二无捷径的苏志刚，是如何缔造这么一个体量惊人的欢乐产业巨头的呢？
1989 年，我第一次认识苏志刚，那时我还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记者，在对某广东省领导采访的过程中，到了饭点，他突然冒出一句话：“王记者，你想不想去改善一下口味，番禺那边开了一家大排挡，味道好极了。只用头天晚上杀的猪，猪大肠、猪血都非常新鲜”。我问有多远，他说：“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，你别管，跟我走就行”。我就跟着这个领导去了。
走了一个半小时后，到了现在的番禺，当时叫大石，在路边有一个破棚子，居然取了一个伟大的名字，叫香江酒楼。虽然环境很简陋，但那天吃得的确很舒服，过程中一个满脸横肉的人走出来了，自我介绍说叫苏志刚，我们两个手一握，我说你叫志刚，我也叫志纲，一见如故。后来聊开以后问他过去是做啥的，苏志刚是当地人，原来杀猪的，但是杀了猪当地卖不起价钱，他就比别人辛苦，用自行车拖了两片猪肉，骑两三个小时到广州来赚一点差价，但是把猪杀了以后，猪下水怎么处理呢？他就干脆开个小饭馆，没想到态度诚恳、食材新鲜，逐渐打出了名气，饭店不大但生意很好，夫妻俩每天晚上洗抹布都要洗到两点多，甚至连省上的领导都不辞这么远的距离过来吃。吃完以后苏志刚叫我评价，我说很好，非常不错，以后我还会经常来。就这样跟苏志刚认识了。
这顿饭后，我们也就认识了，三年之后广州洛溪大桥修成，在番禺要修一条迎宾大道，苏志刚食客当中那些官员、银行行长等消息灵通的人士跟他说：“老苏，机会来了，你可以在迎宾大道建一个酒楼，就做成现在这个香江酒楼的升级版，保证生意好。”苏志刚说：“领导，这要投资一个亿才行哩，我没那么多钱。”谁知道行长们大手一挥，贷款就拨了下来，那个年代贷款很简单，不用抵押，反正是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几年接触下来，大家都公认苏志刚人品不错。政府划地，银行贷款，苏志刚按照三星级标准打造了一家香江大酒店，有一百多个住房和四十多个标间，同时还是广东最大的餐饮酒楼。
从 1992 年筹建，到 1994 年 4 月份，香江大酒店正式开业，开业那天老苏请我去，我一去以后吓坏了，菜单已经从猪下水升级成生猛海鲜了，大堂里全都是活蹦乱跳的虾兵蟹将，人多得不得了，在吃饭过程中，他又来了，我说苏老板真厉害，你又升级了。苏志刚说：“王先生，你说过一句话，市场是创造出来的，真是这样的，现在这个建好以后，广州人都开着车过来，一晚上换台都换三次，生意火得不得了。”
在饭桌上，苏志刚突然咨询我一个问题，他说番禺马上要改区了，大石这一块潜力很大，下一步可能很多房地产商要过来，领导跟他说，广州缺一个野生动物园，希望他来搞一个，该不该搞？我说这个当然可以搞了，苏志刚这个人有一个特点，他和各级政府都保持了一种非常良性的关系。而且他这个人要么就不干，要干就一定上规模。没想到他真的干成了中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，两三千亩地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长隆。
我们第三次见面是 2004 年，有一天苏志刚通过人来找我，请我去长隆野生动物园休息两天，这时候动物园已经建了一个很好的酒店，我在里面住了三天，窗外就是白老虎，还有火烈鸟。在短短的几年当中，苏志刚不仅建成了中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，而且拥有了很多全球绝版的资源。国有动物园几十年攻克不了的稀缺动物繁殖问题，在他手里解决了大半。稀缺的白老虎很多地方有一两只就不错了，苏志刚繁殖出了上百只白老虎，我窗外天天一大群白老虎跑来跑去，看得我都头皮发麻。
当时我去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诉苦，说王老师求你一个事，我先带你看一个东西，带我到长隆野生动物园两公里以外的地方，一去吓我一跳，是个全球最大的鳄鱼园，池子里面黑压压的一片，我去的时候正好看到饲养员在喂鳄鱼，把几百只鸡宰成肉块扔到湖里面，平静的湖面突然冒出几千张嘴巴，哗得一下，顷刻之间几百只鸡无声无息的都消失了。一头牛宰成肉，扔下去后一分钟内全部吃光。仔细再一看，这个鳄鱼真是超计划生育啊，母鳄鱼一产卵就是五六十个，再加上又长的快，小鳄鱼一个月不到，马上张开血盆大口要吃肉。
我去的时候，一批西装革履的人尾随着我，原来这些老兄是银行的，聊了几句后，他们苦着脸说，苏老板欠了我们很多亿贷款，用这些鳄鱼抵押着，现在还不起，鳄鱼也没人要，听说大师来了，可能想到有门道，看看能不能追还贷款。
把银行家们打发走，回到房间以后，苏志刚跟我聊天的时候都流泪了，他说：“王老师，求你一个事情，你不是跟发布百富榜的胡润很熟吗？你千万拜托胡润先生，不要把我列在榜单里了，他每次一说我是大富豪，银行就来逼债，我根本就活不下去了，我只想悄悄地过日子，不想去搞那种虚荣的东西”。
那时候长隆的确挺困难，不光是鳄鱼超计划生育卖不出去，而且每天还要吃几头牛。还有非典搞得半年没人来动物园，每天那些豺狼虎豹都要吃东西，不贷款怎么行？所以每一个民营企业都有苦难，大家往往只看到贼吃肉，没看到贼挨打，老板们风光的外表下，都有一肚子苦水。
在跟苏志刚交流的过程当中，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，我说：你这个人有几个最大的核心能力，第一条叫做扮猪吃老虎，看起来像猪一样，很低调，但是能把老虎吃掉，这一点希望你继续发扬光大，保持下去，不要像很多老板去贪慕虚荣。第二条你听党的话，党的代表就是政府官员，紧密团结在领导身边，既有成功的时候，也有摔跤的时候，但是这种态度是一笔无形资产，关键时刻会有人拉你一把的。第三条，你不要担心，你肯定能过得了这道坎，伴随广州的城市升级，伴随着人们的消费升级，这个板块的价值会体现出来，这个产业也是绝对的朝阳产业，再加上政府认同你，只要你扛得住，下一步腾笼换鸟你全活过来了，这些话最后没想到全变成了现实。
现在的长隆除了优质的项目以外，更拥有巨大的无形资产，苏志刚用了 7、8 年的时间，在澳门的横琴打造和开发了一个全球最大的海洋动物园，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，也从另一个角度激活了珠海的旅游业态，甚至成为港珠澳融合发展的新典范。
如今清远也诚邀他上门，苏志刚决定再来一次腾笼换鸟，把已经成为市中心的番禺野生动物园搬到了清远，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放大，再把番禺置换成一个欢乐王国，做成休闲、度假、马戏团、游乐场、体验式消费大集成的地方。
长隆的成就从单体来说，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迪士尼，已经成为中国快乐产业新的名片。而苏志刚的命运变迁除了说明好的时代、好的机制之下，草根的未来不可限量之外，还有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不可不提。
超级国度
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经过这么多灾难和磨难，但依然有无数的民营企业从小小的草根能做到世界 500 强，让世界上不可小看的地步呢？一个最大的客观因素，就是量变引起质变，一个统一的、稳定的、向上的十几亿人口的国家，堪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国度，其自身的稳定性就足以抵御绝大多数的外部风险。所谓的超级国度并不是自卖自夸，挑逗民族情绪，我认为超级国度的定义最起码有三个层面：超级市场、超级城市、超级企业。
首先讲超级市场，有一个投资人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2001 年他去达沃斯参加会议，发现一个分会场中有个叫做马云的年轻人在主持沙龙，当时这个小伙子在讲台上口若悬河、气宇非凡，跟大家讲他伟大的梦想。这个搞投资的朋友一看，一则其貌不扬，二则口气很大，三则所有的伟大设想全在一张嘴上，最后他说这种人符合了骗子的几乎所有特征，所以不仅他不投资，还劝身边的很多朋友说不能投资。没有想到他这一辈子看准了很多东西，就是在阿里巴巴的投资上看走眼了，一身传销讲师气质的马云终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。
我曾经写过一篇《马云丨大圣归来》，马云的成功除了个人特质外，最大的依仗就是中国这个超级市场，中国大企业多，小微企业更多，马云成功的关键，是找到了一个为这些草根企业服务的手段——互联网。通过互联网，马云基本上一夜之间就把成千上万的个体户全部整合在了一起，有了这个强大的支撑，马云攻城拔寨、一统中国、走向世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最近我出国比较多，我就明显地感觉到支付宝在全世界攻城拔寨，在日本，支付宝已经遍地开花，到欧洲去也是这样，这可和我们当年“MADE IN CHINA”的小商品走出国门不同，这次走出去的是金融服务，是支付手段。而这一切的前提，就是中国的超级市场。
如果说超级市场是抽象概念，那么超级城市就是市场的具象化。中央已经出台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。30 年来，智纲智库整个参与了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过程，中国城市化分成三个阶段，第一是发展中心城市，第二是争夺世界级城市，到现在争夺世界级城市群。
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到了 3.0 阶段，形成了三个世界级城市群，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，一个是长三角城市群，一个是领导人亲自抓的，以雄安为抓手的整个环渤海城市群，再加一个的话，就是成渝城市群。在这个过程中最令人兴奋的、最充满激情、最有前景的就是粤港澳大湾区，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家一定要高度关注粤港澳大湾区。在粤港澳大湾区，四大中心城市 GDP 合计高达 7.5 万亿美元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8%，目前总人口有 6800 万人，预计到 2050 年，可能总人口会达到 1.5 亿。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内，世界 500 强企业就 1 7家，美国的湾区，纽约有 60 多家，旧金山有 30 多家，东京湾有 50 多家，我估计凭借中国的增长速度，用不了多少年头，粤港澳大湾区就能够和美日湾区并驾齐驱。超级城市的崛起，也是支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。
构成超级城市四梁八柱的就是超级企业。以深圳为例，从一个小渔村，到今天生产总值突破 2.4 万亿元，经济总量居亚洲城市前五，2018 年度财政收入突破 9100 亿元，甚至力压上海一头，不过区区四十年。年轻的深圳最初就是为企业家而生，它的腾飞也彰显着超级企业的力量。
不光是深圳，中国的乡村也逐渐呈现出了企业家的力量。近日我重返顺德北滘——这个珠三角的普通农村小镇，因为一个三千亿规模美的电器，成了一个力压几乎所有欧美小镇的现代小镇。何享健和杨国强，两个人穿草鞋出身的大佬。杨国强是 18 岁以前没穿过鞋，何享健之前也只是一个小手工业者，最后经过 3、40 年的发展，一个成了宇宙第一房企，一个成了全球最大的家电企业。美的，碧桂园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，直接反映了企业家对国家尤其对故土改天换地的伟大作用，这两个企业支撑起了不仅是北滘，而且支撑起了顺德，甚至支撑起了佛山巨大的产业链、产业集群，在北滘镇，几千万的企业有几百家，上亿的企业有几十家，几十亿的企业有七八家，企业和城市水乳相溶，从产业化到城市化，再到乡村现代化，中国下一步的城镇化发展，企业将会起到不可思议的作用。
人性的三大特点
谈完了客观，我们再谈谈主观因素，林林总总接触了上千企业家之后，我总结了人性的三大特点，贪婪、侥幸和虚荣。
贪婪、虚荣、侥幸，这是所有人的共性，但又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。有人把消极的一面发挥到淋漓尽致，因为虚荣，有些人渴望镁光灯下的鲜花与掌声，深怕别人不关注他，登山，约会，当网红代言人，不断搞出些大新闻，一次次用超常规的方式作出吸引大众眼球的事情，说到底都是虚荣作祟。因为贪婪，有些人把企业的规模当作了唯一的目标，半夜惊醒想的都是如何超过李先生（李嘉诚），钱越来越多，但是却没了生活情趣，过得单调乏味。因为侥幸，有些人沉迷于资本的魔力，一次次空手套白狼，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自己的企业加杠杆，到头来风向一变，资金一断，几十年爬上的神坛，跌落只需要一瞬间。
而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人性的贪婪，而且把他变成雄心，这个人不成功都不可能。如果能把侥幸变成胆魄，敢于冒险，弯道超车，这个人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。如果把虚荣变成珍惜羽毛，爱惜名节，这个人就会走得长远。
大时代中，很多人总认为自己是风起云涌的主角，但实则只是风流云散的代价。无法驾驭贪婪、侥幸、虚荣，死亡只是早晚的问题。这一点也是很多企业家朋友要时刻自我提醒的。
从必要走向必然
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，可以用“五六七八九”来概括，即贡献了 50% 以上的税收，60%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，70%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，80%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，90% 以上的企业数量。说是半壁江山毫不为过。
但回顾四十年来的民营企业发展史，有一个问题一直含糊其辞，那就是民营企业的合法性与其地位。谈起改革开放，很多人更喜欢 20 世纪 90 年代，这是体现中国开放的年代，也是中国面向世界、快速腾飞的年代。但 2 0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经验在于：人民需要利益驱动，当时所有改革措施都围绕这个判断进行，领导人认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可以彼此协调，而非冲突。邓公不是早知三年的神人、也不是擘画蓝图的圣君。改革开放之初无非就是三句话：逼出来的改革、摸出来的市场、放出来的活力。但作为“逼”、“摸”、“放”的产物，民营企业从诞生伊始，身份就有些尴尬。
秉承实用主义的邓小平，为了解决农民就业，解决知青进城，保证社会稳定，在体制上略微开了个口子，因此才出现了民营经济。但这些做法只解决了民营经济存在的必要性，赋予了民营企业存在的合理性，但骨子里面是把民营企业当成是权宜之计，当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补充力量，在很多意识形态至上的人眼中，没文化、没素质、有点钱就吃喝嫖赌的街头小贩年广久，就是民营企业的典型象征。即使花了很大力气破除了意识形态的藩篱，依旧有不少人从骨子里面看不起、看不上民营企业。
但事实证明，市场经济的洪流一旦放开，浩浩汤汤，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次次令人跌破眼镜。在“三个代表”的表述中，民营企业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，从权宜之计变成了顺水推舟。但问题还是没有解释清楚，反复强调民营企业保就业、稳增长之类的作用，只讲其存在的必要性，绝口不提其发展的必然性。
过去高速城市化和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十年，催生出了很多巨无霸国企，就像很多银行和政府的官员所说，“跟国企的人打交道不发怵，没政治风险，他们贷了几百亿还不上也没关系”。同时这样的事从央企到各省城投再到政府投融资平台，俯拾皆是，官商关系微妙异常，毕竟花钱谁不会花，表面上看起来，国有企业一路高歌，无往不利，民营企业左支右拙，狼奔豕突。
在这种环境下，尤其是去年极左思潮再度出现，民营企业离场论、公私合营改造论等频频出现，好像容忍民企是无奈的选择，消灭民企是伟大的理想。歪风邪气之盛，导致总书记都不得不出来召开座谈会，给民营企业打气。
但仔细想想，民营企业真的需要谁来加持、点头、定调、默认吗？天下没有神仙和救世主，只有人类发展的普遍真理，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存在决定意识。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的超前或滞后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促进或遏制，意识对存在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都会深刻的改变世界，民企的未来究竟在何方？无非是事在人为罢了。
今年的两会，我最关注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的《外商投资法》3.0 版本，40 年来，我国出台了几次外商投资法，这次外商投资法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，它至少讲三个平等，权利平等、规则平等、身份平等，连外商都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作为民企跟外商一视同仁，难道做不到这一点吗？所以伴随特朗普的发难，整个倒逼机制的运转，对于中国来说，可能真的是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了。
关于企业家改天换地的伟力，中兴和华为的例子可供大家思考，同样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，在与美国的贸易纠纷中结局大相径庭。本应是兵多将广、资源富集的中兴，表现的不堪一击，毫无战斗力，美国罚了几十亿美金还不够，最后派出庞大的队伍对它监察，就相当于监外执行。近日，美国已经正式任命进驻中兴的特别合规员，任期十年，在任期内监视中兴等等一切经营活动，工作期间不受中兴的制约，可以随意调阅任何文件。这个所谓“合规员”的概念开创了历史的先河，自 1949 年以来，中国本土的中国企业，要被来自外国的检察人员时刻监控，仅中兴一家！
打击完中兴后，特朗普似乎错误判断了中国企业的实力，也以这种方式开始收拾华为。华为从一开始的隐忍，到现在开始展现实力，任正非说了一句话，“非常感谢特朗普总统，帮我们这个小企业做了一个大广告， 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华为。”
不仅如此，这场 5G 之战可以说帮助中国做了免费的宣传。虽然现在不能说美国狙杀华为的行动已经失败，但至少目前来看肯定无法成功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。如果没有特朗普的打压，外界似乎还不会认真思考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和贡献究竟有多大，不仅是欧洲诸国，甚至包括“五眼联盟”里的一些国家，都开始重新思考并调整对华战略。因此华为之战的意义不仅在当下，更在未来，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为过。
谁能想到一家民营企业能够以一己之力在世界上竞争角逐摊牌，能够抵抗来自国家力量的绞杀；民营企业为何会拥有如此改天换地的力量？这不由让我想起一个历史掌故。太平天国起义后，所谓的八旗铁骑根本不堪一击。回家丁忧的曾国藩，这么一个弱不经风的文人，组织了一帮乡勇团练，经过了长达 7、8 年的时间，不仅打败了太平天国，力挽清朝 50 年国运，而且锻造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湘军，甚至支撑起了一个影响全中国、全世界的湖湘文化，泽被了后世的若干代人。
同样是清王朝，同样是军队，为什么看起来高大上的不堪一击，看起来不起眼的却能改变历史、颠覆历史？这就是遗传基因的不同带来的，所谓的八旗子弟，不求厉兵秣马，但求升官发财；不懂向死而生，只懂安逸享乐；不想励精图治，只想拉帮结派，把官场文化搬到部队中来，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？而乡勇团练们素质谈不上高，体魄谈不上强，无非是人性使然，在向死而生中求存罢了。华为与中兴同样如此，同一片土地、同一个行业，甚至连名字都类似，“中国兴盛”和“华夏有为”，一个备受“八国联军”之辱，一个大展“抗美援朝”之威，个中道理，值得深思。
讲了这么多以后，其实我们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，民营经济不仅是必要的力量，更是一种必然的力量。从苏志刚到任正非，当草根企业家的崛起、超级企业的成建制出现不再是个别现象，而成为一种机制的力量，这时候民营经济根本不需要谁来给他说法了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，民营经济已经不是早期的野草，而成为了参天大树，从上层建筑而言，民营经济已经不再是权宜之计、顺水推舟的含混过关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兴。清醒、理智的领导人一定会意识到，在任何一个社会，企业家都是国家经济的主体，没有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崛起。
上层建筑的变革之外，企业家精神的自我觉醒更为重要。如果企业家意识不到自身的力量，而继续做权力的附属物，任何外力都无济于事。只有永葆草根精神，百折不挠、坚持不懈，才能真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四梁八柱。抛开个人的际遇，着眼于过去和未来的分野，在整个中国从大江奔向大海的时代里，草根崛起的真正关键，我想大概就是“从必要走向必然”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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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风云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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